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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击东北直播小镇:“直播平台归根结底还是东北人的”?

2019/10/10 5:36:08

直击东北直播小镇:“直播平台归根结底还是东北人的”?

祁鲁(化名)把下午最后两节课全逃了,每逢班会,老师都不点名。

 

辽宁鞍山县级市海城,乡镇的网吧,座位并不多,他必须来得早,才能找到“安心做事”的角落。他推开门,拨开厚厚的门帘进去时,几位同年级的同学笑着调侃:“主播驾到!”

 

在网吧做直播,他自己也觉得怪,怕别人笑话“不正经”;还有人嫌吵,没掐掉的烟头直接飞过来,差点烫到脸上。也不敢反抗,反而对着摄像头说:“看,有人丢了根烟给朕!”

 

这名19岁的高三留级生,给直播号取了个“贼好听的名儿”——“麋鹿”。他当然也想像别的主播一样,买台好的手机或电脑,但一时没从家里要到钱,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去网吧,隔三差五做几个小时的直播。有时大半夜从学校溜出钻进网吧,还常能遇见同行。

 

网吧管理员一次按捺不住,拍了拍正捏着鼻子对十来位在线观众表演的祁鲁,“你这也能红?”祁鲁故意压低嗓门,一本正经地回复:“等朕红了,赏你一座金銮殿。”

 

打那以后,祁鲁努力攒钱,上个月与朋友合买了一台二手组装电脑,白天趴在课桌上睡得天昏地暗,晚上伴着小区老房子里的微光直播到深夜。他并不知道,每天午夜的东北三省,这样的微光数以万计。

就着深夜微光,祁鲁还在整理第二天要进行的网络直播,小区整栋楼只有他房间的灯亮着。

 

新兴的网络直播领域,近年实现爆发式增长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最近的一次统计报告中,截至今年6月的网络直播用户规模一栏,填上了“3.25亿”,接近于网民数的一半。而一家业界领先的互联网数据分析公司,公布的直播网络主播地域分布显示,超过2成的主播来自东北三省;一家北京媒体统计了花椒等多个直播平台发现,“最热门主播”中,东北籍超过一半。

 

祁鲁只是“全民直播”风口上的一员,在他的家乡海城,已经涌现“大佛”“小白龙”“小水”等好几名身价百万的主播,他们几乎都是从当地小镇走出去的。

 

平台多了主播势必就多,数量多了种类往往就杂。今年9月,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《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,要求直播机构和个人持证上岗。紧接着,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1月发布《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》,定于12月1日开始实行,对禁止传播色情、暴力等违法违规信息等方面作出要求。

 

在祁鲁看来,眼下,“大家都在求变”。而他自己,依旧是那名常把“明星梦”挂在嘴边的年轻小主播。

在新攒的二手电脑前,祁鲁经常打开直播平台从别人那里“取经“。

 

 

“万一红了呢?”

 

祁鲁玩直播快两年了,还没赚到过“大钱”,但一开始,就不是冲着钱去的。

 

“我有点想红。”怕别人听不明白,他刻意加上一句,“我也想当东北大明星!你数数电视里火了多少东北人?”在祁鲁的记忆中,以往的春晚,观众最期待的就是几位东北明星的节目;而今,风靡一时的一部“网生喜剧”源源不断放出“东北梗”……

 

这种现象接二连三地出现,对于东北长大的孩子而言,影响力还真不小。

 

在海城跑出租生意的符师傅说,早些时候农村很多孩子从小听收音机、看电视、模仿演员搞笑,再大一点家里把他送去拜师学二人转、学杂技,就盼着出名。“只是现在的孩子都嫌苦嫌累,才想出这么个玩意儿,万一红了呢?”

 

符师傅说的“玩意儿”,就是“网络直播”。

 

祁鲁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网红,“我甚至都想过,要是火了,是去北京还是上海?要不要成立工作室?”

 

海城的矿产资源不少,而且多年前已形成以服装和皮具生产销售为特色的产业链,劳动力需要远走他乡打工的机会不多。尤其是现在海城的年轻一代,从小就在“轻松赚钱”的环境中长大,没吃过什么苦。祁鲁也由衷认为:“进厂太累,做生意竞争也太激烈,很多人还是想能躺着把钱赚了。”

 

这样说来,做直播是个“好到不能再好”的选择。祁鲁的一位同行,有次直播吃狗粮,仅3分钟就收到了1000元的“打赏”。而大多做直播的海城青年,无不认为“动动嘴皮子”就能月入过万。

 

符师傅的女儿小楼今年23岁,刚从大学毕业半年,但从事直播已整整1年,工作地点就选在海城市南台镇的家中。坐在电脑前的她,需要做的就是“亮亮自己的沙哑音质嗓”,或者和观众聊聊最近的热门话题。“打赏”不断,“收到一个‘火箭’就差不多2000元了,一天能收到一个就不得了。”直播以来,小楼的月收入超过3万元是常有的事,而在她的直播平台里,这只能算低水平。

 

小楼觉得,像自己一样从不知名大学毕业的年轻人,在传统行业里机会渺茫。而大多东北人既能说会道,又豁得出面子,直播给了他们一个出口,不但有前途,还有“钱途”。在一些直播平台,往往还有“得东北人得天下”的说法。

 

受女儿的影响,年近60岁的符师傅,也会些“点关注,不迷路,主播带你上高速”之类的“主播用语”。

 

“直播平台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,但归根结底还是东北人的。”符师傅对女儿的工作充满骄傲。

 

 

“谁都可以参与的游戏”

 

祁鲁掰着手指数了10个最知名的直播平台。倘若告诉他,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的“互联网直播平台服务的企业”已经超过300家,一定会咋舌。  

 

躲在“麋鹿”这个账号后,从网上抄点段子改一改,配合着表情和动作讲出来,祁鲁的“粉丝”曾达到好几千。关注度最高的一次,在线人数超过2000,祁鲁说“够吹半辈子牛了”。

 

但实际上,从关注量看,祁鲁只能算纯业余的网络主播。在海城的小镇里,主播的真实身份有电视台新闻主播、公务员甚至货车司机。每个人出发点各不相同,有“通过直播找到自我”的,有“传播正能量”的,也有“纯粹打发空余时间”的。

 

同在海城的主播“小海城”在当地小有名气。喜欢他的观众称,这位嘴里缺颗牙的主播是最接地气的。前两年,“说走就走的人生”还很流行,为了让不能出行的观众体验“穷游”,“小海城”开始了野外旅行直播,还顺手做慈善。他在直播间组织网友捐献,把学习用品送给了藏区孩子们。

 

但并非所有人如此。通过慈善造噱头赚钱、“涨粉”的主播似乎更多。祁鲁总结了他们的几个共同点:脑洞大开、自吹自擂、瞒天过海,自然,最后也赚得盆钵皆满。比如有的主播导演了“安排山区贫民站成两排并发钱,直播结束后又从村民手中把钱收回”的闹剧。做伪公益的主播被当地公安机关驱离后承认,目的就是增加网络直播的观看量,让“粉丝多送礼物”。

 

再比如,去年起可见的“直播吸毒”,观者也不知真假。“但是很多同学都在看。”祁鲁说,当他还是新手时,曾看到女主播老乡用惹火表演吸引人气,再把不雅照片、视频发布到微信、QQ群。

 

“在严打之前,这灰色边界上的主播走得可欢畅了。”祁鲁把直播平台形容为“一个谁都可以参与的游戏”,既然是游戏,就有输赢。这些常常越界的主播们,赚钱快,遭骂时也是“迅雷不及掩耳之势”。

 

一名观众曾经在看直播时对祁鲁直接发问:你们娘娘腔、扮残疾人、表演三俗节目,把东北人的形象都抹黑了,难道不亏心吗?祁鲁一脸茫然又不敢回击,仔细一想,也是有道理。直播们看似成功的背后,其实很多把良心都出卖了。

 

“说实话,一名正常的东北人看了这些直播内容都会犯尴尬症。”祁鲁说,钱都让这些人给赚了,“不科学”。

 

 

迷路的“麋鹿”

 

一直相信“高手在民间”的祁鲁,并不知道“麋鹿”还有另一个称呼:四不像。

 

在朋友看来,他是一位很会搞怪的“奇才”;在班里,不少人认为他“奇葩”;在老师心目中,他逃课、不服管束;父母在电话里也承认,这个没有沾染上抽烟和喝酒等坏习惯的孩子,却迷上了他们这一代人几乎都不懂的直播,这是比“网瘾”还难治的病;在观众眼中,祁鲁又变成了一名偶尔能出神段子的自称“朕”的年轻小主播。

 

他常常把“明星梦”挂在嘴边,一度斗志昂扬:要讲的笑话,提前3天就“彩排”;每次直播结束,都不忘提醒观众下一次的播出时间。

 

“二人转啊,小品啊,还有好多综艺节目,只要是东北味的就受欢迎。”直播的时候,祁鲁总是保持浓郁的东北口音,搔首弄姿不会,唱歌跳舞也不会,总得有点特长。

 

直播带给他的,远不止快乐。为了直播,他常常晚上精神抖擞、白天像丢了魂;有时也想补课,考个一般的大学,但看着关注量滑落,书也看不进,脾气火爆,连最严厉的任课教师他都敢顶撞。

 

小区里的邻居们都说他是“野孩子”。由于父母平时在外,他拿着基本生活费,两三个月接到父母一个电话,只要谈话,必是争吵,和父母吵完后挂断电话,该做啥做啥,丝毫不影响心情。

 

别人说他陷入了直播不能自拔,祁鲁却觉得“直播里的人比外面的都要好”,每到直播时间,他身心就会完全放松。

 

去年,经历了“严厉警告”“留校察看”的祁鲁,终被开除。今年,家里托了关系把他送进另一所学校,感觉也“待不长久了”。

 

朋友说,在人生最重要的选择期,祁鲁迷路了。

 

像他一样的,还有多少?没人统计。观众数量越来越多的小楼,大致数了自己加的同行群,其中有三分之一的20岁上下的小青年。他们有的还在上学,有的干脆辍学,去一些公司应聘主播,负责下流段子,制造网络暴力,连主播届的同行都看得瞠目结舌。

 

被斥责为“害群之马”的他们,大多并不清楚,这条路到底能走多久、多远。

 

弱肉强食的直播领域里,有的“飞黄腾达”,年入千万;有的摔得鼻青脸肿,洗手不干;还有一些怎样也不放弃,打打擦边球,从线上转入线下。小楼所知道的,就有“主播把送礼物的集中到一个微信群里,然后在群里‘地下表演’,还自称没办法,大环境是这样……”

 

 

“后规范时代”

 

有着几十万“粉丝”的小楼从未想过自己的直播事业会有转折点,而非专业的祁鲁更不会这么想。

 

“正经”做直播的网络主播,曾经都对线上转线下的擦边球乱象“敢怒不敢言”。尤其是一旦网友抨击失控,很多和涉事者毫无关联的主播也会有“诛连”的感受。这些主播,希望相关部门能针对性地推出严格有效的规范。

 

而管理部门的目光,来得不但比想得快,还是一套“组合拳”。

 

今年9月“持证上岗”通知下发后,小楼和她的同行们成天都在微博上讨论,最消极的想法,是“直播会不会马上要黄了?”

 

12月1日即将实施的《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》,对禁止传播色情、暴力等违法违规信息以及规范新闻信息直播、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作出要求。国内许多直播平台纷纷在官方微博上发布声明,表示坚决支持和执行。实名制、信用等级管理体系和“黑名单”制度,将成为不良行为的克星。

 

在“后规范时代”,虽然在祁鲁和小楼看来,直播平台里仍有一些打擦边球的主播“死灰复燃”,但总体状况是,“大家都在求变”。

 

“小海城”把直播从户外转成了室内。对于是否可以采访的问询,光着膀子的他不以为然,“采访?可以啊。采访啥?我又不是成功人士”。在他的直播世界里,生活常态是主要内容,包括他几十平方米的家、名为“程程”的妻子、被观众称为“大侄子”的儿子,还有一条叫“笨笨”的狗。

 

最忠实的观众,连续看他直播了8小时,即使内容平淡无奇,但还是有人不断点赞,不断送礼。

 

海城电视台的新闻主播顾楠楠,曾有不少忠实拥趸,但“求变”的她,干脆辞了工作去做服装生意,还当起模特。

 

如今打开几个大的直播平台,那些发源于海城小镇一样的东北地区的主播们,有的搬迁到北上广深,有的已经很久不在线。

 

对于那些“除了直播现在都不知道能干些什么”的主播,这个工作无法轻易割舍。海城主播“小水”最近发声说:上班一个月,只赚那一两千元钱,在突然有了高收入后重新选择上班,挺难。

 

祁鲁也还在坚持,因为“‘明星梦’还在”。他很希望,未来,大家的欣赏眼光,不再为“东北主播”而变得异样。

 

 

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、作者提供  图片编辑:笪曦  编辑邮箱:eyes_lin@126.com